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，最快6小时25分钟，这是Howell和Eason的航程；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，可以再快一小时，这是Flora‌的时间。

在2021年，这段航线变得格外“热闹”，成了不少游戏人的“求生线”。在版号寒冬、项目被砍、大裁员的背景下，步履维艰的游戏公司不甘于原地止步，纷纷将目光投向南方那个秩序清晰、机遇尚存的岛国——新加坡，并在那里设立分部。

有人随公司外派，有人主动“润”出国门，去往他们眼中的过渡地、跳板，甚至是“第二人生”的起点。

如今市场回暖，当初前往新加坡的游戏人还剩下多少？他们是否真正融入了这个国家，成为了游戏全球化布局中的一份子？

我试图通过几位在坡游戏人的讲述，去还原他们为何来到这里，又为何选择离开或留下。

全球化的前哨

干净、秩序井然、高楼与绿意共存，这几乎是所有人对新加坡的初印象。而在游戏人眼中，这座地处东南亚腹地、紧贴马六甲海峡的“绿宝石“，更像是推动游戏出海的“理想前哨”。

新加坡樟宜机场

三年前，Howell随公司拓展海外业务，和一批同事一同被派往新加坡。他很快发现，这里研发氛围并不强。本土游戏公司寥寥无几，更多的是像腾讯、米哈游，莉莉丝这样的中国厂商设立的发行和运营分部。

在新加坡求学、工作的Flora更直白：“整个游戏行业的景气程度肯定是和国内或者欧美、日韩这些没法比的。”新加坡虽然人均消费力高，但市场体量小、人口基数有限，玩家偏好也较为分散，即便是全球发行的游戏，也鲜少将新加坡视为主要战场。

新加坡游戏协会执行理事的子天也坦言，这里的游戏产业一直不温不火。过去本地偏向主机与PC方向的生态，并未因大厂入驻而真正建立起产业支柱；叠加“人少价高”的现实，所以之前一直没有发展起来。

“新加坡在游戏制作方面，其实没有什么天然的优势。”Flora这样说。

那么，越来越多游戏公司仍选择在这里设立分部。究竟图的是什么？

几乎所有受访者都给出了相似的答案：这里是东南亚地区的几何中心，东接区域新兴市场，西连欧美主要航道，是进行游戏全球化布局的桥头堡。

这听上去像是写进招商手册的统一注脚：税收减免、文化相近、时差同步……这些利好条件根本不需要身处异国他乡，就能从各处新闻中略知一二。

可真正让人切身体会“全球化”的，并不是这些条目，而是此地的日常。只有当你站在街头，听着耳边交错而过的汉语、英语、马来语、泰米尔语，甚至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带来的家乡话，看着不同肤色的人擦肩而过，“全球化”才不再是一个高度概念化的词，而变成空气中流动的细节，渗入每一个感官。

这种在地的感知也会直接影响公司的风格与管理逻辑。Eason指出，一线大厂与某上海四小龙的新加坡分部在运作逻辑上就有显著差异。

他解释，大厂的决策层并不在新加坡，本地团队承担的更多是“配合型职能”，信息往返之间，往往会折损一些只能亲身感知的细节。而某上海四小龙则不同，由于负责人常驻新加坡，团队拥有更高的决策自由度，响应速度也更快。

Eason说，当人真正身处其中时，很多判断其实不需要靠想象或转述：“看这个地方的宣发效果好不好，我就在地铁站前走一走，发现这个地方一眼就抓人，那这个东西就投得好。”

对于大厂如此，对于创业公司更是如此。Howell选择在新加坡创立自己的AI游戏公司，看中的不仅是它衔接中国、欧美和东南亚三方市场的区位优势，还有这里相对活跃的融资环境。

比起近两年越发谨慎的国内投资人，Howell所接触的新加坡投资人出手会更大方一些：“这里有很多路演以及跟投资人交流的机会，增加了项目的曝光后，大家也会认可你是一个国际化的团队。”

但落地不只是关乎创始人的决心，也取决于能否找到适合的人才。

必须得承认，新加坡并非以游戏产业闻名，人才储备先天有限。Flora说：“这里的高校基本上没有游戏设计的大专业，专攻游戏的专业会放在类似大专的学校，但这样的话，学历和知名度可能就不够高，相对来说，人才资源就比较少。”

不仅学历和背景很难匹配公司的核心岗位，Howell也切身体会过招人的难处：“在国内，有大量的人员可以快速到岗；但是在新加坡招人，你就会发现整个周期被拉得很长。”在这里，短期内很难迅速招到一个既懂本行、又能立刻上手的人才。

更何况，即便招到了理想人选，也难以照搬国内的工作节奏。文化、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差异，最终都会渗入协作的每一个细节之中。一家公司在将产品推向全球市场之前，往往已经在内部经历了一小轮艰难的跨文化理解与调适。

生活在别处

对许多国内游戏人来说，生活像是一场不断加速的闯关游戏——996、通宵赶版本、随时回call……早已成为常态。

不过这种强度在新加坡难以照搬。受法律约束和文化氛围影响，不少中国公司不得不缩短工时、放缓节奏，或许对本地人而言仍属高压，可对出海员工，已是难得的喘息。

Howell的AI游戏公司对产品迭代要求极高，工作强度并不低。他发现，来自新加坡和北美同事对“下班”这件事边界感更强。“他们下班了就是要生活，哪个老板来发消息都不愿意去回，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事情。”Howell坦言，“这个本来也是新加坡的法律要求。”

经历过国内持续的疲惫作战后，Eason觉得在新加坡过得更舒服。尽管偶尔仍会加班，不过“努力工作”变成了一种有“截止时间”的健康状态：“偶尔加班是OK的。但是我用一种卷的方式让人家一直加班，那我是做不到的。”

然而，Flora在“卷”的问题上有不同看法。她时常会在中坡之间往返，对两边的同事都有接触。她承认国内的工作时间会更长，但并不完全认为那是“被卷”的结果：“国内游戏行业的氛围很浓，大家会更热爱。但是在新加坡，大家的心态可能是这是一份工作，做这个也行，不做这个也可以，本身可能并没有很热爱他所做的游戏。”

在这里，工作和生活之间似乎有一扇较为明显的门，“卷”的状态偶尔能走进其中，但大多数时候会被这道门温柔挡下。

相对宽松的工作强度，或许让不少来自国内的游戏人感到惊喜，但真正落地新加坡，高昂的生活成本往往会给他们“当头一棒”。

最直接的是住房。在上海，7000到10000元人民币的价位能租到条件不错的小区；可在新加坡，同等水准的房子动辄要15000到20000元。若带家人整租，月租甚至可能突破30000元。

饮食方面也不轻松。与欧美类似，这里的餐厅普遍附带服务费和消费税，菜价也高，一盒330g的生菜可能要25元，日常的普通外食人均支出300–500元并不夸张。“我们有很多从国内过来的同事都觉得自己变穷了，外面吃饭都吃不起，打车都不敢打。”Howell打趣道。新加坡打车起步价约15至25元人民币左右，但如果是在高峰期的市区，2.5公里的打车费加上附加费可能将高达100多元。

我听说，不少中国公司会为外派员工提供补贴，薪资也会相应上浮。可Eason告诉我，这部分的涨幅远不足以覆盖高昂的生活成本，即便当地政府对企业提供税收减免或补贴，这些优惠也主要面向公司，员工很难直接受益。 

“新加坡当地是愿意提供一些税或者是补贴方面的（优惠），来帮助他去培养自己本地的一些行业人员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意识，政府愿意给你倾斜。”Eason补充道，“但政府的补贴对于一些大的团队而言，不会产生收益。”

物质成本的上升加重了心理负担，可新加坡的精神生活却悄然打开另一扇窗。

电影票价电影票与国内持平，高端娱乐如高尔夫跟国内相比反而更便宜。演唱会、展览等文化活动丰富又触手可及——不用拼手速抢票，也不用靠“黄牛”，有时一个傍晚的心血来潮，就足以换来一场现场体验。

此外，新加坡作为东南亚的交通枢纽，前往邻国旅行十分便利。周末往返泰国、马来西亚，时间短、机票便宜，动辄就来一次“轻旅行”。

也许是受到周遭环境的影响，Eason在国内常不由自主地焦虑，“下班去享受”总带着几分负罪感。而在新加坡，这种心态彻底消失了。他举了个简单的例子：北京的家装修好后，厨房使用了不超过5次；在新加坡，他经常自己下厨，不是为了吃，而是单纯想享受做饭的过程。

尽管新加坡的社会氛围偏西化，但东方文化底色依旧浓厚。华人众多，生活习惯与国内相通，文化差异并不显著，也不容易感受到排斥，从国内前来工作的人往往不难适应。

Eason在欧美工作时，总觉得自己活在一堆面具里，而在新加坡却觉得松弛和亲切。他的房东是潮汕人，保留着煲汤的习惯，经常邀他一起喝汤聊天，就像老朋友一样。

Howell也说：“新加坡当地的同事们都很热情，大家交流起来也很友好。”但他也观察到，“大家如果想要发展成新的朋友还是比较困难的。他们下班后的大部分时间会投入到家庭生活中，在工作上的这种交集就很难进入到朋友关系里面。”

看起来，在新加坡，以家庭为单位似乎更容易适应这座城市。可事实上，许多游戏人还未真正安顿下来，就已转身踏上归途。

去与留之间

一位朋友曾对我说，许多游戏人来新加坡，是受疫情时期的动荡所迫。当时国内游戏市场挑战极大，不少人失去了信心。尽管这种说法略显消极，但主动脱离沉郁的环境、寻找新机会，的确是一种现实的出路。

可就像动物迁徙，人总会下意识地比较生存环境，最终选择一个自己更能适应、更舒适的落脚点。受访者们告诉我，两三年过去，当初踏上这片土地的游戏人中，留下来的终究是少数。

这其中，有一部分是不可抗力所致。Flora注意到，很多游戏公司开始收缩海外业务，曾在新加坡高调入场的米哈游，也在近两年进行了低调裁员。

“你一旦没有了工作，就会丧失工作签证。如果没有工作签证的话，就没有办法在新加坡长期去待着。”Howell说。

另一部分原因，则更为个人。除去高昂的生活成本，语言是一道难以忽视的门槛。尽管华人众多，日常交流无碍，但游戏公司面对的毕竟是全球市场，英语能力仍是基本要求。表达不畅，久而久之也容易动摇信心。

我原以为在新加坡工作多年、又自主创业的Howell不会有语言困扰，没想到他坦率承认，自己也经历过一段痛苦的语言磨合期：“之前没有在应用环境里生活过，在国内可以很清晰地表达，但在英语环境下，特别是在面对投资人的时候，就很可能会露怯。我自己的话至今可能也没有做得非常好，确实有在这方面去做努力。”

Flora则观察到，很多在坡的游戏人还面临另一个相似的痛点——目前所在岗位成长空间有限。公司内部，除非是已被海外市场验证过的项目，否则很难有人愿意承受奖金减半的风险去投身新项目组；而在公司外，新加坡的热门岗位集中在发行和市场，整体生态类似，几乎无处可跳。

高昂的生活成本、非母语的环境、有限的成长空间……这些都让“离开”显得合理。但我依然对一些人“留在新加坡”的原因感到好奇，而在受访者们的讲述中，答案也各不相同。

Flora是在升学时考中了新加坡的奖学金项目，顺理成章读大学、进入职场，起初在电商公司，因爱玩游戏转入这个行业——她的路径稳定而自然，代表着多数本地游戏人的状态。

Howell原是公司技术总监，早期就参与AI大模型与游戏的结合。他被这种破坏式创新深深吸引，决定创立AI游戏公司，而新加坡恰好在融资环境和市场辐射上提供了理想支点。

Eason则更喜欢“折腾”，从七八年前就开始做游戏海外业务，习惯挑战、乐于变化。只待在国内市场看海外终究有限，而他想要把视野拓宽一点，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。

他们都具备了相似的特征：一定的经济基础，较强的适应能力以及极高的韧性。

有趣的是，这三人中，两三年前刚来新加坡的Howell和Eason都已在计划安家事宜，尤其提到未来孩子教育的问题。这两位受访者都是高学历，经历过“卷生卷死”的学生时代，更倾向于为孩子提供一个宽松、健康的成长环境。

相比之下，在新加坡待得最久的Flora却告诉我，未来若有好机会，如果未来有合适机会，她会考虑回国。尽管清楚这样可能意味着收入腰斩和比现如今10%更高的个税，可她也期待更大的发展空间。

我问Eason：“如果现在才决定是否来新加坡，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？”

他沉吟片刻，回答得很谨慎：“要分两种视角来看。”

从公司层面，作为CEO，他认为“来”是对的：“我已经有了成熟的产能，我也不担心马上回饿死。我在其他方面挣钱了，国内的宣发也做了，在国内渠道就只有做得好或做得差的差别。但是做海外市场的话，它的增量是挺好的，而且赚得还是美元。”

但从“打工人”的角度，他便建议多考虑。在他看来，如果本身状态稳定、对海外并无强烈向往，那其实没有必要硬出来：“出来又不是为了看世界，还不是老板，也不是来整合资源，无非就是换个地方打工。”

对于未来，三人各有打算，但态度都很积极。

Flora希望在熟悉领域继续深耕，也意识到需要通过转型来突破成长瓶颈。Howell虽然压力倍增，可这种良性的压力增大了他每天的兴奋感，他愿意投身到变革与创新中，探索新的游戏形态。

我问过Howell一个有点抽象的问题：“如果把你的人生比作一款游戏，你觉得你现在处于什么阶段？”

他是这样回答的：“如果是塞尔达的话，我现在刚刚出新手村，勉强有基础装备、滑翔伞、和一件稍微能打的兵器。但是挑战才刚刚开始，才要探索这片大陆。”

新加坡也是这样一片地图。游戏人随着各家意图大展拳脚的公司来到这里，有人离开，有人留下。

而地图始终在那里，就看你是否愿意走近——去生活，去探索。

（部分受访者已匿名）